烏克蘭一週換掉國防部長與總司令：一場關於無人機的路線之爭

2026 年 7 月，烏克蘭在七天內失去了三位核心戰爭決策者中的兩位。國防部長遭到解職，首都與各大城市爆發連續六天的街頭抗議，隨後武裝部隊總司令也宣布去職。俄羅斯輿論場將此解讀為烏克蘭內部崩解的徵兆，陰謀論與政變傳聞同時流傳。

檢視兩位當事人的履歷，一位是三十五歲、網路創業出身，讓前線部隊得以繞過冗長採購流程、直接取得所需裝備的科技部長；另一位則是六十歲、蘇聯軍校畢業，曾打贏基輔防禦戰的傳統派將領。

他們的分歧起因於，在資源有限的現實下戰爭勝利的認知不同，這場爭論的結果將決定了烏克蘭 2026 年一千兩百億美元國防預算的流向。而對台灣而言，相同的議題已經在立法院討論了將近一年。

烏克蘭人事異動：七天內兩位軍事首長下台

烏克蘭的戰爭決策核心由三個職位構成：總統統領大局、武裝部隊總司令負責一線戰事的指揮調度，以及國防部長負責後勤與裝備採購。7 月中旬，其中兩個職位在一週內經歷了人事異動。

• 7/12  澤倫斯基啟動政府改組
• 7/14  國會解散斯維里登科（Yulia Svyrydenko）內閣
• 7/15  三方會議後，國防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遭解職，發表告別聲明列舉任內二十二項政績
• 7/21  抗議進入第六天，總司令瑟爾斯基（Oleksandr Syrskyi）遭解職，由聯合部隊司令德拉帕蒂（Mykhailo Drapatyi）接任

值得注意的是，費多羅夫並未接受安排。澤倫斯基提出讓他負責整合國防科技與政府科技部門、繼續推動無人機與數位改革的新職務，他拒絕了，堅持回任國防部長。國防部目前由代理部長主持，正式人事案預計至八月中旬才會在國會表決。

換言之，這場人事風波並未真正落幕，只是將最關鍵的決策推遲了一個月。

費多羅夫：從數位部長到國防部長

費多羅夫於 1991 年出生於扎波羅熱州。2013 年，二十二歲的他創辦社群行銷公司，深耕數位廣告投放領域。2018 年，他加入澤倫斯基的競選團隊，藉由社群操作與精準投放，協助這位喜劇演員贏得總統大選。

2019 年，二十八歲的費多羅夫獲任命為副總理兼數位轉型部長。該部會為全新設立，任內他主導開發國家級電子政務應用程式 Diia，將身分證、駕照與七十多項公共服務整合至手機中，大幅簡化了繁瑣的行政流程，並提出「智慧型手機裡的國家」的施政願景。

2022 年戰爭爆發後，數位轉型部全面轉向發展軍事科技。同年 7 月，面對俄軍的火砲優勢，費多羅夫發起「無人機軍團」計畫。該計畫繞過了傳統軍工採購流程，直接向民間與私營企業採購民用及工業級無人機的整機與零組件。

Brave1：把新創塞進國防工業

2023 年，費多羅夫的數位轉型部主導成立了 Brave1 國防科技創新平台。其運作邏輯類似於創業加速器：任何烏克蘭新創企業只要提出可行方案，便能在平台上取得資金、測試場地，甚至是軍方訂單。

• 截至 2026 年 6 月，Brave1 的公開數據如下：
• 逾 3,600 項註冊研發項目
• 300 項通過北約編碼
• 5,000 萬美元國防創新補助
• 逾 6,500 萬美元為烏克蘭國防產業額外引入的投資
• 逾 2.35 億美元平台累積處理的採購訂單

2026 年 7 月，空中巴士（Airbus）與 Brave1 簽署合作協議，成為首家與該平台建立正式夥伴關係的西方大型國防工業集團。一個由政府在戰時搭建的新創媒合平台，僅用三年時間，便成功與歐洲航太巨頭完成對接。

2026 年 1 月：費多羅夫升任國防部長

2026 年 1 月 14 日，國會以 277 票通過費多羅夫出任國防部長。該人事案前一日因出席人數不足未能成案，至隔日二度表決方才過關。三十五歲、無軍事背景的他，成為了烏克蘭史上最年輕的國防部長。

他將 Brave1 的運作邏輯引入了國防部。前線部隊在取得採購預算後，可直接於 Brave1 Market 上依戰術需求，下單購買特定型號的 FPV 無人機或無人地面載具，並由廠商直送前線，將等待時間從數個月大幅縮短至最快一到兩天。

這套機制的意義不在於便利性，而在於迭代速度。當俄軍改變電子戰頻率時，前線能在數天內換上對應機型，而無須等待漫長的採購程序。

在費多羅夫告別聲明列舉的二十二項政績中，經查證屬實者包含：2026 年 2 月促成 Starlink 對俄軍斷供；將烏克蘭對俄軍無人機的攔截率提升至 91%；以及推動放寬政府利潤上限，使國產無人機廠商得以保有 25% 毛利。

這最後一項看似僅是技術性調整，實則是維持國防新創產業生存的關鍵前提。

瑟爾斯基：蘇聯軍校出身的烏克蘭英雄

瑟爾斯基於 1965 年出生於蘇聯弗拉基米爾州的軍人家庭，具備俄羅斯血統。1982 年，他進入莫斯科高等軍事指揮學校，該校為蘇聯陸軍培養基層步兵指揮官的核心搖籃，多位校友日後成為了俄軍的高階將領。1986 年畢業後，他被分配至砲兵部隊。

蘇聯解體時，瑟爾斯基正駐紮於烏克蘭境內。他選擇留下並取得烏克蘭國籍，隨後在烏軍體系中逐步晉升。2014 年頓巴斯戰爭爆發前夕，他已擔任國防部聯合中心第一副主任，代表烏軍參與北約合作項目，並推動烏軍依循北約標準進行體制改革。

2022 年全面戰爭爆發後，瑟爾斯基以陸軍總司令身分指揮基輔防禦戰。他將精銳部隊收縮防禦，重點打擊俄軍的增援與補給線，最終成功保衛首都，並因此獲頒烏克蘭英雄稱號。同年 9 月，他主導哈爾科夫反攻，利用俄軍北部防線兵力空虛的弱點聲東擊西，朝伊久姆與庫皮揚斯克方向發動閃電攻勢，於一週內收復數千平方公里的領土。

2024 年 2 月，他接替扎盧茲尼（Valerii Zaluzhnyi）出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同年，他策劃庫爾斯克行動，集結烏軍最精銳的空中突擊與機械化部隊進行跨境作戰。儘管初期進展順利，但隨著俄軍增援與美方軍援中斷，烏軍於 2025 年初不得不放棄已佔領的土地，並付出了相應代價。

這份履歷清楚說明了一件事：他在這場爭論中的立場，源自於四十年的軍事訓練與兩場成功的防禦戰經驗，而非單純的官僚本能。

一千兩百億美元的國防預算，該怎麼分？

烏克蘭 2026 年的國防與安全總預算約為 1,200 億美元，其中約 600 億美元來自國家預算與歐盟貸款，另外 600 億美元則仰賴國際夥伴的安全援助。這筆資金約有 80% 投入三個主要類別：無人機、防空系統與飛彈，以及砲兵彈藥。

問題在於，這三個類別共用同一筆預算。

費多羅夫的主張是：烏克蘭在人口基數、工業產能與戰損承受度上，不可能在傳統消耗戰中戰勝俄羅斯，因此必須改採非對稱路線。將資金挹注於無人機、人工智慧（AI）演算法與本土軍事科技，利用海空無人機打擊黑海艦隊，並以千公里級的遠程無人機癱瘓俄羅斯本土煉油廠，從戰略層面直接消耗敵方的戰爭機器。

瑟爾斯基則主張：前線若缺乏足夠的步兵填補防線，且沒有源源不絕的火砲與防空飛彈作為支撐，防線終將崩潰；一旦陣地失守，後方的高科技裝備也將成為空中樓閣。因此，核心預算應優先向提供前線的重型彈藥與軍餉傾斜。

雙方的分歧並非首次浮現。早在烏克蘭籌建無人機系統部隊時，費多羅夫便期望將其打造為具高度獨立性、預算優先，且擁有自主戰術指揮權的新型軍種。相對地，瑟爾斯基則堅持將其定位為配合傳統步兵與砲兵的輔助力量，拒絕為此大幅削減傳統軍種的裝備採購與薪餉預算。當時，在澤倫斯基的協調下，雙方暫時達成了求同存異的共識。

到了 2026 年，隨著北約當年度七百億歐元軍援的分配進入實質階段，這個核心問題已無法再被擱置。費多羅夫在告別聲明中直指有人「阻擋改革」，並透露對方曾向他下達最後通牒：要麼放棄核心改革，要麼辭職。

陣地戰與無人機：現代戰爭的思維轉變

這場爭論的核心價值，在於它將一道所有國家遲早必須面對的課題攤在檯面上。

對烏克蘭而言，陣地戰的重要性並未消失，守不住的領土等同於失去的領土；無人機既無法佔領城市，亦無法在冬季替代砲兵的火力投射。瑟爾斯基路線具有正當性：前線一旦崩潰，後方的一切準備都將失去意義。

然而，僅依賴陣地戰的軍隊將被困在原地，純粹的消耗戰對烏克蘭而言是一道不利的算式；在人口基數與工業產能的懸殊對比下，逐點爭奪的結果必然是持續失血。這正是費多羅夫路線的出發點：倘若無法在正面決戰中取得優勢，就必須具備打擊敵方後勤的能力。

新創企業帶來的是速度，而非玩具

烏克蘭於 2025 年生產了超過 400 萬架無人機，2026 年的目標則上看 700 萬架。2026 年上半年簽署的無人機合約總額達 3,336 億格里夫納（約 76 億美元），為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單在 6 月份，交付數量便逼近五十萬架，其中 95% 均為國產。如此龐大的規模並非任何單一傳統軍工廠所能負荷，而是仰賴戰時湧現的大量中小型企業與新創公司。這些企業之所以能夠存活並發揮產能，憑藉的是 Brave1 的資金媒合、25% 的合理利潤空間，以及一個允許前線部隊直接下單的採購市集。

支撐烏克蘭堅持至今的，除了勇氣之外，更有一套讓年輕人與小型企業能夠迅速將創意轉化為前線實戰裝備的制度設計。

對比台灣，我們學到了什麼？

烏克蘭的這場內部爭論，帶給外部觀察者的首要啟示，或許並非證明了無人機的地位優於火砲，而是這個社會藉由六天的街頭抗議，清晰表達了他們所期望的勝利方式。抗議民眾的訴求，不單純是一位部長的復職，更是呼籲國家選擇一條不再單靠犧牲人命來填補陣地的戰略路線。

台灣正在處理相同的課題，只是進度有所不同。

2026 年 5 月 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防特別條例》，將行政院原先提出的八年 1.25 兆元預算上限，大幅刪減至 7,800 億元，減幅約達 37.6%，遭刪除金額約 4,700 億元。該版本排除了商購與委製案，導致原定規劃採購的 21 萬架無人機、約 1,300 艘無人船，以及相關的 AI 指揮系統皆未能納入。在此之前，該法案自 2025 年 8 月 19 日送審以來，已延宕了兩百餘天。

5 月 20 日，國防部長顧立雄表示，後續將透過追加預算、納入年度預算，或是另提特別條例等三個方向來規劃因應措施；總統賴清德則以「亡羊補牢」來形容後續的補救工作。另一方面，經濟部 2026 年度「無人載具產業發展統籌計畫」編列的 442 億元預算，也遭立法院黨團提案全數凍結，必須經由院會同意後方得動支。

兩地的對照重點並不在於孰是孰非。預算審查本就是民主程序的正常環節，且立法院的刪減理由包含了對國產機種抗干擾能力的疑慮，這確實是需要正面回應的技術性問題。真正值得對照的，是時間的流失：烏克蘭的路線爭論在短短七天內，便透過人事更迭作出了階段性裁決，並將八月的國會表決設為下一個明確的決策節點；反觀台灣的無人機預算，卻在法案的送審、刪減、凍結與重新提出之間，累積了以年為單位的延宕。

對戰爭的準備工作而言，時間永遠是最稀缺的資源。烏克蘭的實戰經驗表明，決定一支軍隊能否快速完成裝備汰換的關鍵，往往不是技術本身的瓶頸，而是預算能否及時到位、廠商能否確保合理利潤，以及前線作戰單位能否直接下單採購。而這三項機制，在目前的台灣都尚未取得最終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