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Peter Thiel (下)：現代社會治不好失智症本就是一種退步
在與 Axel Springer 執行長 Mathias Döpfner 的長篇對談下半場，Peter Thiel 將話題從 AI 與科技競爭，轉向美國政治、民主制度、川普、J.D. Vance、民主社會主義、阿根廷總統 Javier Milei，以及自己對德國、家庭與長壽科技的思考。
(專訪 Peter Thiel (上)：AI、停滯論與西方危機)
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幼年移居美國的 Thiel，這次回到柏林接受 Axel Springer Award。Döpfner在訪談中特別提到，Thiel 得知獲獎時曾對他說：「這幾十年來，我一直試圖把德國從腦中移除。理智上我做得不錯，但我沒辦法把它從心裡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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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釋放出的訊號並不只是「支持 disruption」，而是更深層的不安：他擔心美國與歐洲都正在朝著一種沒有解方、只能不斷漂流的狀態前進。一方面，他憂心西方民主制度正因長期低成長而逐漸失去凝聚力；另一方面，他又持續下注 AI、Biotech 與 Longevity，相信科技仍可能把社會帶往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
比起再次出現川普式衝擊，Thiel 更擔心美國一路往左滑
訪談進入政治主題時，Thiel 被問到：10 年前他支持川普，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認為既有建制已經失靈，因此需要破壞式力量來打破僵局；那麼 10 年後的今天，美國是否仍需要一次新的 disruption？
Thiel 的回答非常直接：他不希望看到的是「民主社會主義版本的 disruption」，因為那在他看來將是災難性的。他認為，美國的建制民主黨，其實和建制共和黨一樣，都已經顯露出深刻的失能；真正值得擔心的是，這種失能不會自動導向理性修正，反而可能讓美國政治被更激進的左翼力量接管。
未來幾年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共和黨還會不會再出現川普式人物，而是民主黨會不會進一步被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這類力量推著往左走。
Thiel 眼中的 DSA：年輕、有活力、真正有組織的政治力量
Thiel 特別花了一段時間談 DSA，顯示這在他眼中不是邊緣現象，而是必須嚴肅看待的政治趨勢。他回顧，DSA 在 1982 年成立時，只是一個非常小的邊緣組織，會員規模不大，年齡層偏高；但 2016 年 Bernie Sanders 競選總統之後，DSA 的成員結構與規模都快速改變，從幾千人擴張到數萬人，中位年齡也大幅下降。
對 Thiel 而言，這代表 DSA 不再只是懷舊式的老派社運團體，而是變成一個年輕化、組織化、具有情感動員能力與政治能量的左翼運動。他甚至形容，這是當今少數「有能量、有魅力」的政治力量之一。相比之下，建制民主黨在他眼裡則顯得疲弱、空洞、缺乏語言與方向感。Thiel 並不認為左翼激進化只是媒體渲染的話題，而是認真把它視為美國下一輪政治變局的候選答案之一。
Thiel 仍看好 J.D. Vance，但悲觀看待共和黨整體勝算
作為 J.D. Vance 的早期支持者，Thiel 也談到自己為何早早看好這位如今已成共和黨核心人物之一的政治人物。他說，自己一直對聰明、有思考能力、開放且有魅力的人特別有好感，當年 Vance 還在 Thiel 參與創立的創投基金 Mithril 工作時，他便看出 Vance 的潛力，也鼓勵他把《Hillbilly Elegy》寫出來。之後，Thiel 也曾在 Vance 2022 年競選參議員時提供財務支持。
不過即使如此，Thiel 也沒有因此對共和黨前景表現出過度樂觀。
當主持人問他，未來若共和黨在 J.D. Vance 與 Marco Rubio 之間選擇總統候選人，誰更有機會勝選時，Thiel 雖表示自己仍偏向 Vance，但隨即話鋒一轉說：這可能根本問錯問題了。在他看來，更關鍵的問題其實是：民主黨會推出誰。 因為如果共和黨在期中選舉遭遇重挫，民主黨將更有信心認為自己 2028 勝券在握，屆時黨內就未必還會有足夠力量阻止更左翼的候選人出線。
他甚至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在 2028 勝出的機率，未必是最可能，但也許高到接近 50%。這個判斷，反映出他對美國政治向的深度焦慮。
Javier Milei 為何讓 Thiel 著迷？
談到阿根廷總統 Javier Milei 時，Thiel 的態度相對正面。他表示，外界之所以對阿根廷如此著迷，是因為許多人都隱約擔心：阿根廷的過去，可能就是西方的未來。
在 Thiel 看來，阿根廷的問題不是單一短期危機，而是一種長達百年的次優成長甚至長期衰退。1900 年左右，「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曾是一句常見說法，但經歷庇隆主義、政策失誤與制度惡化之後，這個國家逐漸失去原本的位置。
Milei 對 Thiel 的吸引力，正在於他代表一種是否可能「強行掉頭」的實驗：當一個國家已經被證明不能再繼續原路前進時，是否存在一種足夠劇烈、但最終有效的修正？
當然，Thiel 也承認，Milei 能否成功仍是未定數；但他認為，阿根廷社會至少開始理解一件事：某些問題已經到了「不能回頭」的程度。
西方最大問題：大家都不滿，但還沒不滿到願意真正改革
雖然 Thiel欣賞 Milei，但他也坦言，這不代表他支持某種「越糟越好」的加速主義。他批評那種列寧式的邏輯：事情愈惡化，革命就愈接近，因此壞事可以被視為好事。對 Thiel 來說，這種想法過度危險。然而美國與歐洲今天都存在大量不滿、悲觀與憤怒，但這些情緒還不足以真正催生高品質改革，反而更像是一種漫長漂流中的抱怨。
他舉德國為例，質疑像梅爾茨這樣表現不佳的領導者，為什麼仍然可能在相當長時間內不被替換。這在他看來，說明一個制度性問題：即使人們普遍不滿，也不代表有可行替代方案會立刻出現。這也是他對西方最深的不安之一，問題明明愈來愈明顯，卻仍然可能被既有體制繼續拖延下去。
德國與歐洲的難題：福利國家、赤字累積與無法繼續假裝低利率時代還在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Thiel 認為當前西方面臨的是一個結構性抉擇。他說，歐美國家普遍有龐大的福利支出、已經不低的稅負，外加持續擴大的財政赤字。過去 20 年之所以能一再把問題往後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利率夠低；但如今利率不再是零，赤字的複利效應開始變得危險。
在他看來，未來大致只剩三種路可走：
- 第一，大砍支出，也就是某種 Milei 式的嚴厲財政緊縮
- 第二，大幅提高稅收，代價則是進一步扼殺成長
- 第三，繼續借錢，把罐子繼續往前踢
而過去將近 20 年，歐美做的其實一直是第三種。Thiel 的直覺是，這條路已經接近終點。當無法再持續借錢時，社會終究會被迫在更激烈、也更不「中間派」的方案之間做選擇。
關於德國：理智上想忘掉，感情上忘不掉
在較個人的段落裡，Thiel 也談到自己的德國身分認同。由於他出生於法蘭克福，嬰兒時期便移居美國，主持人特別提及他曾說過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我過去幾十年一直試著在理智上把德國從腦中拿掉，結果做得不錯；但我沒辦法把它從心裡拿掉。」
Thiel 回應說，如果自己對德國毫無情感，反而才奇怪。
雖然他幾乎整個人生都在美國度過，但祖父母仍在德國，家中也說德語，因此他的成長歷程本來就是「兩個世界之間」。
PayPal 幫、局外人身分與逆向思考：創業者往往同時是 insider 與 outsider
談到 Alex Karp、Max Levchin 等與自己共同創業的夥伴時，Thiel 也提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觀察：很多傑出的創辦人，往往都同時帶有 insider 與 outsider 的雙重性。
他自己就把這種結構套用到 Karp 與 Levchin 身上。Karp 雖進入菁英教育體系，但身上也有猶太人的 outsider 色彩；Levchin 則是來自烏克蘭移民背景、在芝加哥貧困地區成長，但同時又是極高成就者。
Thiel 認為，這種「既屬於體系、又與體系保持距離」的張力，很可能正是許多創業者能夠以不同視角看待世界的原因。
這也與他本人的「反共識」形象呼應。不過他特別強調，自己不是為了唱反調而唱反調，真正重要的不是在共識前面加個負號，而是能否真正自己思考。
為何 Thiel 總能逆向思考？拒絕只當一個狹窄的專家
被問到為何能長期維持強烈的獨立思考時，Thiel 的解釋是：自己始終對太多東西感興趣。從大歷史、政治、經濟、科幻、未來、心理學到科技，他一直想知道「這一切究竟怎麼拼在一起」。在他看來，現代社會傾向要求每個人都成為狹窄的專家，但過度專業化的代價，是很容易失去整體視野。
因此，他某種程度上把自己理解為一個「在高度專業化世界裡堅持當 generalist 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何他的發言總常跨越科技、政治、宗教與歷史邊界。即使這種講法有時顯得極端，但那正是他思考世界的方法。
訪談最後，話題轉向了相對私人的領域：孩子、死亡與長壽科技。Thiel 說，四個還很年幼的孩子，讓他看待未來的時間尺度完全不同。當你想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活到 2100 年之後，對「未來」的想像自然不再只是明年的景氣或下次選舉，而會變成：22 世紀到底會是什麼模樣？
這也連結到他長年關注的 longevity 領域。他直言不諱地表示，人類對衰老與死亡的接受程度，令他感到意外。他認為，近代科學原本承載的精神之一，就是用知識與技術解除人類處境中的痛苦與限制；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今天居然已經退縮到「連阿茲海默症都不覺得一定能治好」，本身就是一種退步。
Thiel 甚至說，不清楚為何自然法則必然要求人類壽命存在明確上限。雖然醫學進展困難重重，例如癌症數十年來始終難以真正根治，但他仍相信，若能將生物學更進一步理解為資訊科學的一部分，那麼在理論上，逆轉衰老並不是完全不可想像。
至於「把意識上傳到電腦」這種 transhumanist 想像，Thiel 則保持保留。他傾向認為，一個只是在電腦中模擬自己的程式，並不等於真正的自己；真正的個體認同，仍深深綁定在物理性的身體上。
若要他選一個最希望在未來被攻克的具體方向，他的答案是：失智症與大腦退化。對他而言，讓人們不要在晚年一步步失去大腦功能，或許是長壽科技中最值得優先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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