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Peter Thiel (上)：AI、停滯論與西方危機
PayPal 共同創辦人、矽谷知名投資人 Peter Thiel 近日在德國柏林接受 Axel Springer 執行長 Mathias Döpfner 專訪，從自己提出超過 20 年的「停滯論（Stagnation Thesis）」談到 AI 崛起、中美科技競爭、美國反 AI 情緒，以及歐洲在這場人工智慧競賽中的落後處境。
這場長達一小時的對談，發生在 Thiel 獲頒 Axel Springer Award 之際。Döpfner 一開始便追問：過去 Thiel 長期警告西方缺乏科技進步，但如今世界擔心的問題似乎恰恰相反，AI 是否發展得太快？Thiel 則罕見承認，自己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想法，並直言 AI 可能比網際網路更重要，有機會重新加速整個文明的經濟與科技成長。
不過，這並不代表 Thiel 放棄停滯論。相反地，他認為 AI 的突然爆發恰好反證了過去數十年的停滯：「現在有了 AI，已經沒有人不同意我說之前幾十年存在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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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Thiel：停滯論反而被 AI 證明了
Thiel 一開場便回顧自己過去 20 年來反覆主張的停滯論：自 1970 年代以來，西方世界並非完全沒有進步，而是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不均衡進步」。
在他的描述中，「bits 的世界」持續前進，也就是電腦、網路、行動網路、軟體等數位技術快速發展；但 「atoms 的世界」卻明顯放緩，包括機械工程、化工、航太、核能等與實體世界有關的領域，不僅發展遲緩，甚至不再被視為最有前途的專業。
Thiel 認為，這種長期的進步放緩，不只是科技問題，也深刻影響社會與政治。當社會缺乏足夠成長，資源分配就更容易變成零和競爭，政治因此更極化、社會也更容易失序。
不過，他也承認，AI 的出現讓情勢有了變化。相較於 1990 年代末期的網際網路浪潮，Thiel 認為 AI 可能比網路更大，甚至有機會重新加速整個文明的成長曲線。某種程度上，他等於承認自己「改變了一部分想法」，但同時又強調：正因為現在所有人都在談 AI 帶來的巨大躍進，反而證明了過去幾十年確實存在廣泛的停滯。
在他看來，今天大家會對 AI 感到震撼，不是因為世界一直都在高速進步，而正是因為 我們已經太久沒有看到如此大規模的技術突破。
AI 失控論風險不是零，但「零成長世界」也不是安全選項
針對近年 AI 辯論在樂觀與末日之間劇烈擺盪，Thiel 也做出相對典型、但頗具辨識度的回應。他承認，關於 AI 失控、超越人類智慧、甚至演變成《魔鬼終結者》或《駭客任務》式災難的想像，不能直接被視為完全荒謬。他認為，若某些災難情境的機率不是 0%，即使只有 5% 或 10%，也已經足以讓人感到不安。
但他同時強調，不能因為 AI 有風險，就直接推論出「應該永遠放慢」。在 Thiel 看來，許多人隱含的假設是：如果沒有 AI，世界就會停留在一個和平、穩定、民主、社會和諧的低成長秩序中；但他並不接受這種假設。
他的觀點是，若整個社會長期不再進步，不只是經濟會疲弱，連代際之間的信心也會瓦解。中產階級一直以來之所以能接受現行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孩子能過得比自己更好；一旦這種「跨世代進步契約」被打破，社會將以極為扭曲的方式開始失衡。
因此，在 Thiel 看來，「不發展 AI」並不是中立選項，而是另一種高風險選項。真正的問題是要承擔哪一種風險。
全球合作放慢 AI 不現實，反而可能只會讓中國得利
當被問到，既然 AI 有風險，那麼是否至少應該嘗試放慢發展速度時，Thiel 的回答相當直接：理論上可以，但前提是存在一個真正有執行力的全球治理架構。
也就是說，如果全世界真要同步放慢 AI 發展，需要的是一個有實權、有強制力、近乎「世界政府」等級的協調架構；但對 Thiel 而言，這種方案本身就帶有更大的危險。他甚至直言，古典自由主義者很難接受這種做法，因為那可能是「治療比疾病更糟」。
至於那些沒有強制力、只停留在各種峰會、公報與道德呼籲層次的國際合作，在 Thiel 看來往往只是空話，最後的實際效果很可能變成：西方社會因為內部壓力而放慢，中國卻繼續加速。
他甚至舉出近期天主教教宗對 AI 的批判性表述，中國共產黨不會因為西方道德勸告就放慢腳步，真正會聽進去的，反而是美國與歐洲。於是，這類呼籲最後在效果上，可能只是「客觀上幫助了中國」。
美國反 AI 情緒升高，西方自己造成的
對於美國社會近來日益濃厚的反 AI 情緒，Thiel 也認為值得警惕。受訪時，他被問到是否認同一種說法：中國正在透過社群平台放大美國社會的反 AI 訊息，藉此削弱美國競爭力。Thiel 表示，自己沒有深入研究這件事，因此無法斷言，但他傾向相信這種可能性存在。
不過他也補充，即使外部勢力在推波助瀾，根本問題仍然是西方自己在自我削弱。他認為，今天美國內部對科技、對進步、對產業擴張的焦慮與敵意，更多是西方社會自我生產出來的結果，而不是單靠中國宣傳就能造成。
當主持人問，為什麼一向被視為最支持創新、最擁抱技術的美國，如今反而成為最容易出現抗議 AI 聲浪的地方時，Thiel 的回答是：這恰恰因為 AI 最真實地發生在美國。
在他的眼中，歐洲之所以沒有那麼強烈的反應，不一定是因為歐洲更從容，而可能只是因為歐洲距離這場技術革命更遠、參與程度更低、也沒有那麼迫切地感受到被顛覆的壓力。
Thiel：歐洲不只落後，而且落後得比當年法國 Minitel 時代還嚴重
談到歐洲在 AI 競賽中的位置時，Thiel 的判斷相當嚴厲。他認為，當前全球 AI 格局大致可理解為：美國領先，中國快速追趕，歐洲則明顯掉隊。
他進一步用一個歷史類比來說明這種差距。1960 年代末，英法合作推動協和號（Concorde）超音速客機，雖然起步不如美國，但歐洲至少能透過強力整合，在特定產業中做到追趕甚至超越；反觀 1990 年代法國 Minitel 計畫，則是一種典型的「明明落後，卻繼續用錯方向加碼」，最後被真正的網際網路時代徹底拋下。
Thiel 認為，若要問今天歐洲的 AI 處境比較像 Concorde 還是 Minitel，他的答案甚至是：歐洲現在比當年 Minitel 時代還落後。
這個判斷背後的意思非常明確：AI 並不是一個歐洲只要多花點時間就能慢慢追上的產業。對 Thiel 來說，歐洲今天面對的是一種結構性落後。
Thiel 說，德國創業環境常被批評「太怕失敗」，人們過度保守、風險厭惡；但他認為，德國可能還有另一種更深層的問題：不是怕失敗，而是怕成功。
他所謂的「怕成功」，是指即使有些公司做出了不錯的東西，創辦人往往也不願意把它推向極致規模，不願像 Elon Musk 或 Mark Zuckerberg 那樣持續擴張到全球級別，而更傾向於在某個階段就出售公司、退出、維持適中規模。
Thiel進一步引用了一組財富分布的對比來說明美德兩國的差距：美國最富有的 50 人中，雖然多數也是年長者，但 Gen X 或更年輕的富豪裡，多數是靠自己創業致富；相較之下，德國最富有的 50 人中，較年輕的一群幾乎清一色是繼承財富，而不是建立新的大型可擴張企業。
在他看來，這意味著德國缺少新的財富創造機制。德國歷史上曾有 Mittelstand，也曾建立起偉大的工業企業，但某種關鍵能力在 1995 年之後似乎斷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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