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I-In Podcast 專訪幣安創辦人 CZ，詳述 FTX 事件始末

Neo

2 小時前

最新一集 The All-In Podcast 專訪了幣安創辦人、前華人首富 CZ 趙長鵬。其中詳細聊到了外界最關注的跟FTX、SBT的始末與投資細節、與美國政府的官司、獄中生活，以及如何看待 AI、區塊鏈的隱私問題。以下節錄重點，筆者另外有整理逐字稿。

Table of Contents

華人首富趙長鵬的童年經歷

CZ 表示，父親早在 1984 年便前往加拿大留學，比天安門事件早五年。當時父親先在多倫多大學交流，之後轉至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全家隨後開始申請移民。CZ 年僅 12 歲，雖然當下未必完全理解政治與社會變化，但他提到，自己成長於中國科技大學校園，周圍的大學生經常討論民主與社會議題。即使當時理解有限，這些氛圍仍可能在潛意識中影響他的價值觀與思考方式。

為分擔家計，CZ 在 15 歲時進入麥當勞打工。當時最低工資為 6 加幣，但麥當勞享有特殊豁免，實際時薪為 4.5 加幣。這段經歷也打破外界對 CZ 的刻板印象，他並非從小就沉浸於程式世界的天才型工程師。CZ 坦言高中才開始對程式產生興趣，自認是不錯的工程師，但並非頂尖天才。

大學三年級時獲得實習機會後，因工作一再延長，最終沒有回到 McGill 完成學業。之後，由於申請日本工作簽證需要學士學位，他在 2000 年網路泡沫高峰期間，透過一所名為 American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的線上課程補取得學位，正式進入職場。

參與開發東京證交所的交易系統

CZ的第一份重要工作，是加入東京的 Fusion Systems，參與日本證券交易所的下單系統開發。這也是他首次接觸交易基礎設施領域。他回憶，最初只是單純的工作安排，但很快就被這個領域吸引，因為極致效率導向，嘗試打造低延遲要求、高穩定性與高吞吐量的系統。CZ 說：「我是一個本能上非常追求效率的人。」

他的工作內容主要是開發訂單執行系統（execution system），即處理訂單流動與撮合相關流程的基礎軟體。CZ分享了當時交易系統優化的核心技術邏輯，軟體層優化：

避免資料庫查詢
所有資料在記憶體中處理
減少不必要計算
簡化風控邏輯

硬體層優化：

使用 FPGA（網卡上的可程式晶片）
減少 CPU 與記憶體之間的資料往返
將 round-trip 延遲從約 100 微秒降至 20 微秒

基礎設施層優化：

機房共置（co-location）
縮短物理距離

對於為何不進一步使用 ASIC 客製晶片，CZ 解釋：交易演算法變化太快，ASIC 修改成本過高。FPGA是性能與彈性之間的最佳平衡。CZ所在公司在 2000 年前後被一家 NASDAQ 上市公司收購，交易金額約 5,200 萬美元。然而，收購後很快出現嚴重的文化衝突。

從 Bloomberg 到上海創業

2001 年，CZ開始尋找新工作，當時彭博（Bloomberg）正在招聘。他在東京收到紐約的錄取通知，但隨後便發生了震驚全球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事件發生後，CZ主動致電確認工作是否仍然有效。對方反問：「你還願意來嗎？」他毫不猶豫答應，並於 2001 年 11 月搬往紐約。

他回憶，剛抵達時紐約街道氣氛低迷、相對冷清，但幾個月後城市便迅速恢復原有活力。CZ在彭博任職四年，擔任 Tradebook Futures 團隊的資深開發工程師，負責期貨交易系統相關開發與優化。他的職涯進展相當快速，兩年內升職三次，團隊規模從個人貢獻者，擴展到管理 60～80 人團隊。

2005 年初，CZ做出另一個重大決定：離開彭博，前往中國創業。當時他與幾位日本時期的同事共同判斷：中國金融市場將快速發展，上海有潛力成為金融科技中心，可以將華爾街的交易技術帶入中國市場。於是六人團隊一同前往上海創立金融科技公司。不過 CZ事後也坦言，從市場與監管角度來看，當初選香港可能更合適。

創業初期，他們很快遭遇政策限制。外資公司無法直接向中國本地金融機構提供服務。在商業模式受限的情況下，公司被迫迅速轉型為綜合 IT 外包服務商，承接各類企業技術需求，包括：

印表機維修與基礎 IT 支援
SAP 系統導入
汽車產業資訊系統建置

主要客戶涵蓋大型企業，如：

上海通用
上海大眾
一汽

隨著業務發展，公司後來將據點擴展至香港，並開始服務國際金融機構，包括：

摩根士丹利
德意志銀行
瑞士信貸

最終，公司規模成長至約 200 人，而CZ也在這家公司工作了長達 8 年。

CZ 接觸比特幣與幣安的起源

2013 年，36 歲的 CZ 首次接觸比特幣。契機並非來自科技圈或金融機構，而是一場撲克聚會。當時在場的包括：

Bobby Lee，BTC China 執行長
Ron Cao，Lightspeed 合夥人

隔天 Bobby Lee 建議他：把資產的 10% 投入比特幣。最壞情況只損失 10%，但若漲十倍，你的淨資產就翻倍。

CZ 並未立即投入，而是花了約 6 個月深入研究，與全球礦工、工程師與產業人士交流。他甚至聯繫台灣曾在台積電工作的朋友，當時這些人正嘗試開發比特幣挖礦晶片；中國大型礦工「神魚」等早期參與者，也在他的交流名單中。

200 人的會議：看到產業的早期樣貌

2013 年 12 月，CZ前往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場約 200 人的比特幣會議。與會者包括：

Vitalik Buterin（以太坊創辦人）
Charlie Lee（萊特幣創辦人）

當時市場背景並不樂觀，絲路（Silk Road）事件剛發生，主流媒體普遍將比特幣與犯罪掛鉤。但 CZ看到的，是一群工程師與技術極客組成的早期社群，這讓他對產業長期潛力更加確信。

人生只會出現兩次大機會

研究完成後，CZ 做出一個關鍵判斷，他一生只遇到兩次基礎性技術浪潮：

第一次是網際網路（當時太年輕未能參與）
第二次就是比特幣

他認為下一次類似機會可能要 15 年後才會出現。因此，他向合夥人提出辭職，並做出一個極端決定——賣掉上海的公寓，將資金投入比特幣。

從錢包到交易所：技術差距帶來創業機會

進入產業後，CZ先加入錢包公司 Blockchain.info，隨後在何一邀請下加入 OKCoin，擔任 CTO，負責交易系統開發。然而僅約 8 個月後離開，原因是方向與管理理念不一致。但這段經歷讓他觀察到一個關鍵市場缺口：

當時多數交易所存在問題：

系統不穩定
撮合速度慢
經常宕機

而他過去的專長正是：

低延遲交易架構
金融級系統穩定性

這讓他產生一個想法：自己打造一個交易所。2017 透過 ICO 募資約 1,500 萬美元，用 6 個月完成系統開發，2017 年 7 月正式上線。不過初期並非一帆風順，7 月上線 9 月就碰到中國禁止加密貨幣交易所、ICO，他們不得不搬去東京。BNB 代幣價格一度較 ICO 價下跌 30%～40%，約三週後才回升。

幣安真正的爆發來自三個產品優勢：

系統穩定性高
撮合速度快
上幣速度快、手續費低

登上《富比士》封面：財富帶來的不真實感

聊到如何看待成功，CZ 說當財務團隊回報公司營收達到「幾百顆比特幣」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興奮，而是質疑：這不可能，我們一定算錯了。團隊反覆檢查兩到三次，最終確認數據無誤。對 CZ 而言，那一刻最大的感受不是成功，而是難以置信。

另一個關鍵時期發生在BNB價格回升階段。BNB ICO價格約為 0.10 美元，一度跌至 0.06 美元，但隨著何一加入並公布消息後，市場情緒迅速反轉。睡一覺醒來，幣價上漲 20%。開個會出來，再漲 20%。甚至短時間內連續多次大幅上漲，這種高速上升的市場節奏，讓整個團隊感受到強烈的牛市動能。

《富比士》封面：財富帶來的不真實感

真正讓外界認定 CZ 成為億萬富翁，是在 2018 年，《富比士》將他列為封面人物。這對 C Z而言卻是一種落差感：當我看自己的錢包時，什麼都沒有改變。他表示，自己的財富並非逐步累積，而是從勉強財務自由直接跳到億萬級身價，因此沒有形成典型富豪的消費習慣。甚至在公司快速成長期間，他仍習慣搭紅眼航班經濟艙。

功能導向的人生觀：房子會漏水也沒關係

CZ 強調，金錢對他而言的意義只有確保基本生活（食物、住所）及提供舒適但不奢華的環境。他目前居住的房子是第三或第四手的老房，客廳偶爾會漏水，大小剛好容納家人，主要考量是地點與功能。他形容自己的決策邏輯是 Function-driven（功能導向）。只要能解決問題，就足夠了。

在性格層面，CZ表示自己最大的特點是情緒波動幅度小。會開心與難過，但情緒起伏相對溫和。不容易因成功過度興奮，也不會因壓力失控。他認為，這種低振幅特質有助於在高壓與快速變化的產業中做出穩定決策。

成功的真正回報：不是錢，是成就感

儘管幣安規模龐大，CZ 的日常工作仍高度密集，每天要處理約 20 多場會議與通話，持續處理突發決策，同時維持社群互動。他強調，真正的回報並非財富或公司成長速度，而是解決問題後帶來的成就感。在經營指標上，CZ的核心理念十分明確：最重要的指標是日活躍用戶（DAU）。

他認為交易量與營收都是落後指標，用戶是否願意每天使用，才是產品價值的真正體現。即使營收為零，只要用戶持續成長，企業仍具長期價值。相反地，如果企業過度優化短期收入或利潤，可能會犧牲長期成長。他的邏輯是當數億人選擇使用你的產品，代表你正在為他們創造價值。如果他們願意支付手續費，那是因為平台提供了更高的回報。

聊 FTX 事件始末，初見 SBF 到投資鬧翻

CZ 表示，首次見到 SBF 是在 2019 年 1 月，當時幣安於新加坡舉辦活動。SBF當時尚未創立 FTX，而是經營做市與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Alameda是幣安上的活躍大戶，並在會後派對上展現高調作風。幾個月後，SBF團隊提出計畫，希望與幣安合作建立期貨交易平台，並提出合資方案。考量到當時幣安已擁有用戶基礎，而對方仍屬早期團隊，幣安最初兩次均拒絕合作。

2019 年底，在FTX已正式上線並具備一定交易量後，SBF團隊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條件：以優惠估值讓幣安取得約 20% 股權，同時進行代幣交換，BNB 換取 FTT。CZ 指出，當時BNB流動性遠高於 FTT，但最終仍決定完成交易，成為 FTX 早期投資者之一。

然而，交易完成後不久，雙方關係逐漸出現摩擦。CZ表示，他陸續從市場與業界聽到SBF在華盛頓及美國監管圈對幣安提出負面說法。同時，FTX也採取積極競爭策略，以 5 倍薪資挖角幣安 VIP 客戶經理，該員工掌握高淨值客戶資料。隨後相關客戶接到轉往 FTX 的邀約與優惠。CZ曾直接致電SBF，希望避免類似行為，並強調幣安當時仍是其股東，希望維持合作關係。

他也提到，幣安並不希望市場只剩單一交易所，因為多平台競爭反而能降低監管與輿論壓力集中於單一業者。隨著FTX在市場快速擴張，並傳出以 320 億美元估值募資，幣安於 2021 年初決定退出投資。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投資條款：幣安對未來融資輪次擁有否決權。但CZ表示，並未使用該權利阻止FTX發展最終，股權與資產轉讓於 2021 年 7 月完成，在 FTX 事件的一年半前。

CZ強調：幣安退出時，並不知道FTX存在後續風險或問題。他同時否認市場上「FTX問題源於幣安退出」的說法。CZ表示，儘管持有股權，但考量雙方業務具有競爭性，他從未要求查看FTX的財務報表，也未介入其經營。這意味著幣安對FTX內部資金運作與風險狀況並不掌握。

美國政府的起訴與服刑過程

CZ表示，監管壓力最早始於 2021～2022 年，當時美國政府開始向幣安提出大量資訊要求，公司均持續配合。但到了 2022 年底，態度明顯轉為強硬。至 2023 年初，情勢已相當明確，若無法達成協議，將面臨起訴。

當時CZ長期往返阿布達比與杜拜，同時承受高度壓力。他評估兩種極端情境：

最佳情況：支付罰款，獲得延緩起訴協議，案件結束。
最壞情況：被刑事起訴並可能入獄。

另一個選項是留在阿聯酋（非引渡國），但這將帶來長期旅行限制與國際法律風險，甚至可能對當地政府造成政治壓力。CZ最終選擇面對司法程序，而非長期處於法律不確定狀態。

在談判期間，CZ幾乎每天與 12～20 名律師通話，與美國司法部（DOJ）往返協商超過一年。他轉述律師的評價：「我們從未在類似案件中見過政府態度如此強硬。」CZ 說明案件層級：

第一層：違反《銀行保密法》（BSA），未在美國註冊為金融服務機構，卻服務美國用戶。
第二層：KYC / AML 機制不足（但屬程度問題，而非是否存在）。
更高層級（未成立）：明知並協助非法交易，或個人直接參與資金處理。

CZ強調，自己從未直接處理用戶交易，案件也未能指向任何具體違法交易。政府曾嘗試加入兩項加重情節，主張其個人責任，但因缺乏證據，最終未被法院採納。CZ決定赴美認罪後，案件出現轉折。原本初審法官同意他返回阿聯酋等待判刑，但政府罕見提出上訴，最終法院改判，必須留在美國等待審理。

在 2024 年 4 月 30 日判決前政府求刑 36 個月（為量刑指引上限的兩倍）。同時，美國政治壓力升溫。判決前一週，參議員 Elizabeth Warren 公開批評加密產業，並致函司法部。最終法官裁定：監禁 4 個月

CZ坦言，最難承受的並非四個月刑期，而是安全疑慮，未知的監獄環境與人身風險。以及媒體壓力，判刑後，多家媒體以「美國監獄中最富有的囚犯」作為標題。在判刑後，他甚至接觸所謂的「監獄顧問」，這是一個專門為即將入獄者提供建議的產業。顧問提醒他幾項關鍵原則：

不要接受陌生囚犯的任何物品或幫助
因為對方日後可能要求高額回報，甚至以暴力威脅
保持低調、獨處、不加入幫派

對於一位高知名度且被媒體稱為「最富有囚犯」的人而言，被勒索或針對的風險是首要考量。CZ表示，美國監獄體系規模遠超外界想像，全國約 200 萬名在押人口。政府每年監獄支出甚至高於教育支出。入獄後，CZ發現監獄的運作邏輯之一，是按族裔分組：白人、黑人、西語裔各自分開。

CZ原本符合「最低安全等級」（Minimum-security camp），通常為白領犯罪者服刑地點。但因為非美國公民身份，最終被安排進入低安全監獄（Low-security）。該設施中包含更多涉毒與暴力犯罪者，使得入獄初期的不確定感更強。整體而言，CZ表示沒有遭遇身體傷害，沒有打架或勒索事件。

坦言曾因不得參與幣安營運，而落下眼淚

根據認罪協議，CZ不得再參與幣安營運。他坦言：「退位真的很難，我為此哭過。」

他表示，上一次真正落淚，是父親過世時。不過，情緒消化後，他逐漸轉換心態。不再承擔高強度管理壓力，擁有更多個人時間，轉向長期、非營利與策略性工作。他也半開玩笑表示，如果是自己主動退休，外界可能會認為他「撐不住了」，但現在是監管限制，反而減少了市場解讀壓力。

特赦：沒有明確程序的總統裁量權

談到獲得美國總統特赦，CZ表示流程其實相當模糊。基本做法是：

聘請律師撰寫請願書
說明案件背景與特赦理由
最終由總統自行裁量

特赦的效果是：抹除既有刑事紀錄，使個人法律身份回到「普通人」。CZ認為，特赦並不一定代表案件被認定為冤案，而是取決於政治與政策判斷。對於外界猜測其是否做了什麼交換，CZ表示自己什麼都沒做。他提出一個更現實的解讀：若無特赦，作為幣安最終受益人（UBO），公司在美國的發展將受到重大限制。

退位後的工作重心：政策、投資與生態系

目前CZ的時間主要分配在三個領域：

政府顧問：協助各國制定加密監管政策。
投資業務（YZi Labs）：區塊鏈、AI、生物科技。
生態系指導：輔導 BNB Chain 創辦團隊。

新核心計畫：Giggle Academy

目前CZ最重視的非營利計畫，是 Giggle Academy，一個AI驅動的免費教育平台。

為何做教育？他引用數據：全球約 7～8 億成年人文盲（三分之二為女性），約 5 億兒童無法上學，合計約 12 億人缺乏教育。問題主要集中在貧困地區缺乏學校，教育成本過高，傳統教育效率有限。

儘管具備區塊鏈背景，CZ表示將長期避免發行代幣，原因是若推出代幣，用戶可能為了「挖獎勵」而非學習。平台會被投機者佔據，無法判斷真實學習需求。

區塊鏈將是 AI 代理的原生支付管道

如果說網際網路與比特幣是 CZ 人生的前兩次技術浪潮，那麼 AI將是第三個結構性轉折。而在這波浪潮中，加密貨幣的最大使用者，可能不再是人類，而是 AI 代理人。Chamath 指出，當AI進入嵌入層（embeddings）後，其運作已不再依賴人類語言，而是基於機器可讀的向量語義空間。這意味著：

AI可以直接遍歷資訊結構
自主查詢、決策與執行任務
形成高度自動化的生產與服務流程

這種能力，使AI代理成為天然的「經濟行為主體」。CZ 說未來每個人背後，都會有數百、數千甚至數百萬個代理人替你工作。這些代理人將持續執行各類交易，例如：購買機票與訂位、預訂餐廳與飯店、購買內容或服務（微支付）、自動比價與資金調度。代理人的交易頻率將是人類的百萬倍級別。

為何銀行體系無法承載AI經濟？

在 CZ 看來，傳統金融體系與代理人經濟存在結構性衝突：

身份問題：銀行要求 KYC / AML，代理人無法提供法律身份。
帳戶與工具問題：無法開戶，無法持有信用卡。
性能問題：傳統支付網路無法承載高頻、微額、機器級交易量，這使得銀行體系在設計上就不適用於AI經濟。

在這個框架下，加密貨幣的角色變得清晰，無需許可（permissionless）、可程式化、支援微支付、可自動化資金流。CZ認為，當代理人開始大規模運作時，它們天然會選擇加密網路作為支付基礎設施。儘管敘事清晰，CZ也坦承，目前仍處於早期階段：代理人商業化應用尚未全面落地，專用支付與身份架構仍在建設中。

比特幣的結構性矛盾：公開透明 vs. 金融隱私

Chamath 指出，他對比特幣最大的疑慮之一是缺乏可替代性與隱私。CZ 對此明確表示認同。理論上，比特幣設計為假名制（pseudonymous），不直接綁定真實身份。但現實情況是區塊鏈所有交易完全公開、可追蹤。一旦地址與身份（例如透過 CEX 的 KYC）關聯，歷史資金流動將完全透明。這意味著，比特幣在實際運作中更接近可監控資產，而非匿名現金。

CZ 強調，隱私不只是為了規避監管，而是現實世界的安全需求。他舉例：如果某個區塊鏈地址被識別為某家飯店的收款地址：外界可推測某人將入住該地，可能造成實體安全風險。這類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已有共識，就像多數人不公開住家地址。在部分國家，洩露他人住址甚至屬違法行為換句話說，金融隱私本質上是人身安全的一部分。